“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旧邦新命”，认为“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实践形态，“新命”体现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塑，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以思想和文化主动阐扬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探究其何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首先要回溯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深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文化综合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古今比较，彼时体现农耕文明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伴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中西之争实乃主张文化“全盘西化”与坚持文化本位主义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古今之争，其间，各种思潮交织碰撞，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文化景观。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争论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即单纯的文化复古或盲目追随西方模式都无法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思想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也为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具体而言，通过“两个结合”，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同时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从而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
“第二个结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更是对其内在精神的挖掘和升华。例如，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相契合，道家的“天人合一”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相呼应，法家的法治思想则为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源。此外，通过“第二个结合”，我们还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在实践中，“第二个结合”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在社会治理方面，我们注重发挥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作用，倡导尊老爱幼、邻里互助等美德，构建和谐社会；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国际交往方面，我们倡导“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尊重各国文化差异，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些实践证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然，实现“第二个结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完善。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两个结合”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要积极推进文化创新，既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又要勇于摒弃其中的落后因素，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再次，要强化文化教育，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宣传等多种途径，增强全社会的文化自信，培养更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现代意识的人才。最后，要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总之，“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新的思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动力。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断推进“两个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面对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不断深化“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将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实践成效，赢得世界的广泛认可和尊重，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坚定文化自信，还要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以实际行动践行“第二个结合”的伟大使命，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