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中的史学观
清代初年,浙东史学学派由黄宗羲所开创,该派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重史学研究,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在清中期出现了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章学诚。章学诚(1738年—1801年),浙江会稽人,清代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方志学家、目录学家,他的《文史通义》在继承浙东史学学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倡六经皆史,力主史意(史义),创立了更为完善的史学理论体系,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向高峰。
史学的源流在《文史通义》开卷,章学诚即论述史学的源流:“六经皆史也”。章学诚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并不仅是“圣人立言以垂教之经”,而都应视为史学著作。历史上,经史有别的争论早已有之。北宋苏洵认为,经史自古泾渭分明,“经文简约,以道法胜;史文详尽,以事辞胜”。到了明代,潘府、王阳明、王世贞、李贽则认为经史无异,已有“五经皆史”的论述。清中期,章学诚再度提出这一史学研究命题,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在“浙东学术”部分,章学诚阐释:“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孔子倡言“见诸行事”,言天人性命必究于史,史学所以经世,是史学的根本所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谈论史学。“六经皆史”命题之所以提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六经属政典,记录了中华上古的典章制度,因此史是先于经而存在的。“先王政典”须与时王制度有机统一,才能完整理解“六经皆史”的含义。比如《易》以天道切于人事,它因时而制,在致用中不断完善,并不是因循不变,而“变”则是万古恒常的。章学诚由《易》推论《诗》《书》《礼》《乐》《春秋》,甚至凡涉著作之林“无一非史”。
章学诚的史学观不仅在于对历史文献的重新解读,更在于他对史学功能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史学不仅仅是记录过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记录来指导现实,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种观点与当时盛行的考据学派形成了鲜明对比。考据学派强调对古代文献的精确考证,往往忽视了史学的社会功能。而章学诚则认为,史学应当关注现实社会,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当下的社会治理提供参考。他指出:“史者,所以明得失,示劝惩,存治乱之迹,使后人有所鉴戒也。”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他对史学功能的深刻理解,也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还提出了“史德”概念,强调史家在撰写历史时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他认为,史家不仅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还要有高尚的品德。史家应当以公正无私的态度对待历史事实,不偏不倚地记录历史,避免个人情感和利益的干扰。他指出:“史德者,谓著述者之心术也。夫立言之人,心术不正,则其言必不能公;言不公,则虽有善言,亦不足取。”这一观点强调了史家的道德责任,对于维护史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章学诚还强调史家应当具备“史识”,即对历史事件的深刻洞察力。他认为,史家不仅要记录事实,还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指出:“史识者,谓著述者之识见也。夫立言之人,识见不高,则其言必不能远;言不远,则虽有善言,亦不足传。”这一观点强调了史家的学术素养,对于提高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此外,章学诚还提出了“史法”概念,强调史书编纂的方法和技巧。他认为,史书的编纂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以确保历史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他指出:“史法者,谓著述者之法度也。夫立言之人,法度不精,则其言必不能信;言不信,则虽有善言,亦不足用。”这一观点强调了史书编纂的技术要求,对于提高史学研究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详细阐述了史书编纂的具体方法,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运用等各个环节,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论指导。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主张史学应当关注现实社会,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清代中后期,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人口增长、土地兼并、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为当时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使他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应对现实问题。例如,他在《文史通义》中多次提到“因时制宜”的原则,强调历史研究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他对史学功能的深刻理解,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还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的“六经皆史”、“史德”、“史识”、“史法”等概念,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也为现代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中国史学界开始反思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中西史学的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持。例如,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就借鉴了章学诚的观点,提出了“史学革命”的主张,强调史学应当关注社会现实,为国家发展服务。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为现代史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史学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工具。然而,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可以忽视其根本目的。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强调史学应当关注现实社会,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这一观点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复杂局面,史学研究应当更加注重跨学科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技术手段,深入挖掘历史资源,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史学研究还应当注重培养史家的道德素质和学术素养,确保历史记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总之,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六经皆史”、“史德”、“史识”、“史法”等概念,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也为现代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不断探索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为推动我国史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