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学界，对传播学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时有争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因为欧美是将它归类在社会科学。传播学是西学，它舶入中国，确实有一个学科定位的问题。尽管传播学已进入中国20余年了，但它的学科定位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首先遇到的是它和传统新闻学的学科关系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问题。一个由外植入的学科，如果它的学科定位都没有解决好，何谈对它的深入研究？何谈它的本土化和现代化？实际上，传播学是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许多学科都对人类传播现象展开研究，因而，就必然导致这门学科的边际模糊。1980年，被誉为传播学集大成者的施拉姆还感叹说，传播研究不过是各方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合场所”①（P107-113）。他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有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学研究者可以围绕着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起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②（P9）这就说明，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不仅在中国是一个难题，在世界也是一个并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美国的“传统学派”或“经验学派”，欧洲的“批判学派”，不论它们是着眼于微观还是宏观，都是把传播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社会成了实验场，人成了一种媒介，一种工具，一种元素，一种实验的对象。这受到欧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及其学术传统的深刻影响。“文艺复兴”之后，随着欧美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及对人类社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承袭和模仿自然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从而使“科学”与“人文”逐渐剥离，学术文化形成“科学”与“人文”两个壁垒。这种分离，使“科学”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深刻领悟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探索产生隔膜，重物质追求而忽略精神升华，重技术进步而忽略人格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在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其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根植于中国的实际，既要吸收国际先进的理论成果，又要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需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传播学的研究应当更加关注如何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如何通过有效的传播手段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如何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如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问题、数字鸿沟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创新，更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因此，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者应当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播理论和实践模式，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此外，传播学的研究还应注重跨学科的融合与创新。传播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难以全面揭示传播现象的本质。因此，加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合作，如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不仅可以拓展研究视野，还可以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技术支持。例如，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公众舆论，预测社会趋势，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课题。通过多学科的合作，可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促进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最后，传播学的研究还应当关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人才是学科发展的关键，只有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传播学人才，才能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同时，学科建设也是传播学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陆续成立了传播学院或研究中心，为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未来，应当进一步加强这些平台的建设，提升学科的综合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还应加大对年轻学者的支持力度，鼓励他们勇于创新，敢于挑战传统，为传播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总之，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播学的研究者应当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中国实际，放眼全球，不断探索和创新，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为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