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界倾向于认为康、梁维新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论著直接肯定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①这是值得讨论的。笔者认为康、梁维新派是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处于从封建科举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状态之中。公车上书之前，中国确已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容闳。20世纪70年代由清政府派出国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现代科技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思想观念与广大接受科举教育的士子也有相当差异，例如严复。但他们都是清政府指定派出的，与科举没有关系，不代表科举知识分子的自发分化。公车上书所开始集结起来的当然是一批知识分子，但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批从士子中蜕变出来的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他们之所以这时候蜕变出来，有两个基本原因：（一）科举制度的危机；（二）民族矛盾的催化。清代科举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又兼具教育制度的功能。到戊戌时期，这个制度业已全面腐败，其深刻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科举出路与知识分子功名意识的矛盾。功名意识是科举下知识分子以至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康有为说“窃计中国人多，最重科第，退以荣于乡，进仕于朝，其额至窄，其得至难也。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②梁启超等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当时会试举人集辇彀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关，……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徧播谣言，几被欧击。”③维新派变革科举的企图遭到了广大士子的激烈反对。尽管人人热衷于读书做官，科举出路却很窄。有人统计清代总督、巡抚一级高层官吏2748人中，有1031人出身进士，781名侍郎中，58.51%出身进士。④清代功名名额有限，尤以进士为难。从顺治3年到光绪30年258年中计开科考118科，取进士26692名，平均每科不足240名。⑤另一方面清末教育却有较大发展。除了各省州府县学而外，“大小书院则达千数百处……”
此外，晚清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的科技、文化、政治理念逐渐传入中国，对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西方列强的入侵加剧了民族危机感，激发了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这些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寻求救亡图存之道，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和了解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逐步形成了对传统体制的批判态度。康、梁维新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从传统的科举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成为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激进派别。
然而，康、梁维新派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期的思想酝酿和社会实践。他们在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不仅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了西方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学说，尤其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想。这些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促使他们开始反思传统体制的弊端，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例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公养”、“公教”、“公恤”的理想社会构想，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现社会公平和谐。梁启超则在《变法通议》中强调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改革科举制度、发展实业、普及教育等。
康、梁维新派的活动，不仅在思想上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也在实际行动中推动了社会变革。例如，他们在1895年发起的“公车上书”运动，虽然未能立即改变清政府的保守政策，但却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社会各界对改革的认同和支持。随后，康有为等人还创办了《万国公报》等报刊，利用媒体平台宣传维新思想，扩大了维新派的社会影响力。此外，他们还积极参与地方自治、兴办新式学堂等活动，为培养新一代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康、梁维新派的改革努力最终未能成功，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他们遭受了沉重打击，但他们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仅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特别是在20xx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在这个过程中，康、梁维新派的思想遗产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康、梁维新派作为从封建科举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过程中的激进派别，其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因。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引领了时代的潮流，而且在实践中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虽然他们的改革尝试遭遇了挫折，但他们的精神和理念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我们应继续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