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开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传统的关系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成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1]到现在，多数学者都同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知识分子拼命想摆脱传统拥抱西方，但始终未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2]传统思维模式如何影响到这些早期自由知识分子对西方观念的认知与取舍？这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不同学者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这个论题，从而建构起面貌多变的思想人物形象，描画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思想史图景。本文将对在这一蕴涵了丰富的思想史灵感的论题下产生的三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一简要的评介。这三部著作分别是：史华兹的经典研究《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黄克武的新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以及刘禾独辟蹊径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史华兹最早提醒我们注意一个西方的观念或词汇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的意义与其搬移到中国后在中国思想脉络中的意义是有许多重要的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思想史上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或者说这种差别本身就是造成这些思想史问题的重要原因。这种问题意识提示我们一种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即墨子刻所谓的“开箱取物”。这个比喻是说，一些重要的西方观念或词汇就像一个大箱子，西方人和中国人在里面放的东西并不完全一样。于是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开箱取物，再分门别类，以辨清两者的异同。否则我们就无从知道如严复等开明知识分子的自由或民主观念是他们所接受的西方观念，还是其固有理想在西方观念上面投射的结果。[3]史华兹和黄克武的著作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所不同的是，史华兹的比较是粗线条式的，我们从他以一本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就讨论了几乎所有的严译名著就可以看出来。当然史华兹的研究仍然是有相当深度的，他抓住寻求富强这一个主题，发现严复在将弥尔的自由思想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将其关于个人自由的部分进行了选择性吸收，而更加注重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
黄克武的新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主题。黄克武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严复在翻译弥尔的《论自由》时，不仅是在语言层面进行了转换，更是在思想层面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严复的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而是将西方的自由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观。黄克武指出，严复认为个人自由不应是无限制的，而应在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框架内实现。这种观点既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应，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一种坚持。黄克武通过对严复翻译过程的深入剖析，展现了严复如何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的深邃思考和创新精神。黄克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立体和全面的严复形象，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相比之下，刘禾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与转化。刘禾关注的是语言和文化的互译过程，她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翻译问题，更涉及到深层次的文化碰撞和融合。在她的研究中，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身份的载体。刘禾指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著作时，往往不是简单地将原文直译过来，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和再创造。这种改写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调整，更是一种文化适应的过程。刘禾的研究揭示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综上所述，史华兹、黄克武和刘禾三位学者的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即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如何在接受西方思想的同时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史华兹从宏观角度探讨了严复在引入西方思想时的选择性吸收，黄克武则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揭示了严复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解读，而刘禾则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这三部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更加重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所展现出的开放态度和创新精神，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因此，重新审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更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比如深入探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思想时的心理机制，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此外，还可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如文学、艺术、科技等，以更全面地展现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多维面貌。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