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在电影《天下无贼》里的一句台词如今已变成经典。但事实是，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人们对人才外流尚有焦虑甚至恐慌的情绪，如今绝大多数人对大规模留学潮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社科院《20xx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有人指出，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增强了对手（《广州日报》7月21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才更愿意留在科研条件更好、生活待遇更高的地方，这再正常不过。然而，除了硬件和经济因素，“人才流失”更是制度和环境等“软件”因素使然。有一份名为《中国人才发展报告》的资料显示，仅20xx年我国就有2500万人因没能“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损失仅经济指标一项已超过9000亿元。中科院余仲才认为，体制不合理、分工不明确、责任不清楚等，是造成“人不能尽其才，才不能尽其用”的重要原因。到底谁是人才流失的“罪魁祸首”？笔者以为，是官僚主义。所谓官僚主义，就是“以官为本”，一切行动以做官为出发点，把做官当作人生最高的价值目标，以官当的大小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在这种官本位文化下，又怎么可能有良好的人才生存环境？以高校为例，这是人所共知的人才“高地”。这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同样也是官僚主义的重灾区。不但教育、学术领域有着严重的泛行政化倾向，几乎什么利益分配都掌握在“学校领导”手中，大到招生、就业、专业设置，小到学生的日常管理等，校长、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小领导，几乎就是权威。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在这种环境之下，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了大大小小的官员手中，人才要不“学而优则仕”，要不就只能往“高处”走。于是，逆淘汰产生了，在有权者通吃的游戏规则下，如同“劣币驱逐良币”一般，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很可能就会在扭曲的竞争机制中淘汰出局。
20xx年，我国的“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高人才竞争力。这一目标的提出，不仅体现了国家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对解决人才流失问题的决心。在随后的几年里，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构建更加开放、公平、高效的人才发展体系。例如，20xx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要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同年，教育部、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加快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方向和路径，提出要通过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完善人才激励机制等措施，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
然而，政策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如何落实。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人才工作新举措。如北京市实施的“海聚工程”，旨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上海市推出的“千人计划”，则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高端人才引进；广东省则通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产业创新高地。这些实践证明，只有不断创新人才工作机制，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祖国建设。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解决人才流失问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国际间的人才竞争将更加激烈，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仍然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另一方面，国内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不断优化和完善。特别是对于那些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他们往往面临着科研周期长、成果产出慢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评价体系、资金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倾斜和支持，确保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科学研究，而不必为生计担忧。
此外，还应重视人才的本土化培养。虽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对于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本土人才的作用。事实上，许多优秀的人才都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他们熟悉国情，了解市场需求，更容易与本土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因此，加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培养高质量本土人才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总之，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人才强国战略，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人才工作的正确方向。既要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又要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