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初级阶段”特征。正如《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飞机航班延误，冲上跑道拦飞机；发生医患纠纷，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网上讨论辩论，动辄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胁……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无视他人权益，罔顾公共利益，甚至更进一步，把他人权益、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走岔道的极端方式，将“权利意识”异化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为，让人遗憾，也发人深思：权利的风帆如何行进，才能抵达文明的彼岸？
“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权利与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现代社会，权利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根植于法律之中，受法律保护，同时也受到法律的约束。只有当权利的行使符合法律规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因此，树立正确的权利观，不仅需要公民个人提高法律素养，还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不仅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对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法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开展法治教育，从小培养他们遵纪守法的习惯，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长远意义。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以身作则，引领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风尚。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重要平台。然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也使得一些人在网络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进行网络暴力。这不仅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网络空间的秩序。对此，国家应加强网络空间的法治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网络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网络平台企业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自我监管，及时发现和处置不良信息，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注重发挥道德的力量。道德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人们行为的内在规范。一个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道德社会。只有当公民在行使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们既要通过法律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又要通过道德教化引导人们的心灵。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诚实守信、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使道德成为人们内心的信仰，成为社会的共识。
此外，解决权利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失衡的问题，还需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公民权利保障体系，确保公民在遇到合法权益受损时，能够通过合法途径得到有效救济。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公民信用体系，对于那些在行使权利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要依法予以惩处，并将其纳入信用记录，增加其违法成本。通过这些措施，促使公民在行使权利时更加理性、更加负责任。
总之，权利意识的觉醒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权利的行使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只有当每一个公民都能正确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建设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既是对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