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编纂民法典。而“环境权入民法典”历来是学界常谈常新的话题。诚然，无论环境权抑或民法典，均非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利器，然而我们仍不能忽视民法典中的环境权对污染者的行为调控作用。民法典语境下的环境权应该是怎样的环境权？环境权在民法典中存在多少种表达路径？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立法抉择？一系列问题都亟待厘清。
一、环境权的由“宽”到“窄”——一个前提性分析
“环境权”已是言人人殊的概念，其内涵之宽泛使其兼具浪漫和神秘色彩，以致有学者指出：“环境权的研究存在乌托邦倾向和巫师化倾向”。[周训芳：《环境权论》，法律出版社20xx年12月版，第121页。]因而，探讨“环境权入民法典”这一命题，首先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民法典语境下的环境权该是一个怎样的环境权”。因此，我们须在明晰环境权的研究背景下将环境权的内涵由“宽”变“窄”，尽量剔除其中的“嘈杂”因素、使其成为更加亲“民”的权利，由此方能构建合理的研究框架。
（一）环境权之“宽”
与诸多法学基本概念相似，“环境权”也是一种舶来品。无论国际上的环境权抑或国内的环境权，其内涵均十分宽泛。1、国际上的环境权。一般认为，国际上的“环境权”肇始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所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该宣言第1条原则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自此，众多国际条约及国际软法都蕴含、丰富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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